纠正“左”倾错误与“反右倾”斗争（二）

“反右倾”斗争和继续“大跃进”的错误

一、“反右倾”斗争的全面开展

1959年七八月间，党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期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战绩的前提下，着重指出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问题，并要求总结发生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党的主要领导人错误认为这些批评和意见是对党的进攻，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倾”。

8月7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指示强调：“右倾已成为当前的危险”，党的工作已经是反右而不是继续批“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本心和实质”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上半年经济建设上出现的升降，是由于“右倾思想”的影响。庐山会议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

1959年8月下旬，中共孝感地委召开了地委常委会和县委书记会议，对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和“反右倾”斗争进行部署。9月23日至25日，中共崇阳县委召开有334人参加的全县总支书记以上的党员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庐山会议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会前，先对到会干部逐个进行摸底，分类排队，划为左派、中派、右派三类。其中：左派184人，占55%；中派83人，占23%；右派67人，占20%。会上，县委主要领导代表县委作了“反右倾”报告，与会人员围绕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言行谈个人认识，明确“反右倾”斗争的态度。会议期间，根据初步揭发出来的崇阳县部分干部的“右派言行”，运用大字报和在小组会上开展面对面交锋的方式，进一步揭发检举，深挖右派。许多人在大会上作自我检查。县委宣传部理论教员熊素夫、邓文理，统战干事万圣龙等11人受到无情的斗争。这次会议还对管理区以下干部进行全面摸底排队，初步发现有严重“右倾言行”的220人，其中有21人的言行整理印发，为即将召开全县五级干部大会“反右倾”作铺垫。

全县总支书记以上的骨干会议散会的第二天，县委接着召开县、社、管理区、生产队、小队五级干部整风扩大会议，到会3596人，均逐个进行摸底排队，左派、中派和右派分别占比为57.06%、30.63%、12.31%。搜集整理印发了69人的“反动言论”，进行对照，分析批判。在自我检查、检举揭发中，有的人说“大办钢铁劳而无功”，“大办钢铁损失不少，薯烂了，龙须草也烂了”，“大办钢铁山上树木砍光，房子拆光，劳力调光，钢铁一点也没有”。有的人说“1958年大跃进搞乱了”，“大跃进只要数字，不要事实”，“大跃进像吹泡泡”。还有的人说“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公社化后把社里弄得一塌糊涂”，“过去市场有买有卖，现在有钱无市”，“鼓干劲、争上游，是压着农民干，不干就要挨斗争”等等。由于“左”的错误思想主导，这些基层干部通过实际感知、目睹事实而发自内心的诤言，被错误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进攻。那些心系于民、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好干部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会上列为重点辩论对象158人，其中党员146人。按县、公社分：县直机关13人，公社干部13人，管理区干部29人，生产队干部103人。会上写大字报2451人，张贴2831张。其中：批判“右派言行”的1209张、揭发“右派言行”的1202张、自我检查的354张。有85名党员和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21人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59年10月13日，县委召开县直机关、企业、学校的“反右倾”整风动员大会，县委书记处领导作关于开展“反右倾、鼓干劲、掀高潮”的动员报告，要求县直各单位干部职工都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投入到党内和机关干部中开展的“反右倾、反保守”整风运动中。参加运动的有县直党群、政法、财贸、工交、文教、卫生6个系统的68个单位，上至单位领导，下至勤杂人员，共1752人。崇阳县设立机关整风领导小组和整风办公室，对干部职工按照“积极、一般、落后”三种表现分类排队，分别划为一、二、三类。县直单位整风运动采取大会与小会、大字报与口述、重点批判与普遍教育、会上辩论与个别帮助、领导与群众、正面教育与反面教育、“反右倾”斗争与业务工作、边整与边改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整风历时20天。运动中人人自我检查，互相检举揭发，凡是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持抵触态度、思想保守、有“右倾言行”的人和事进行揭发批判。据统计，运动中共写大字报5210张，其中属于揭发和批判“右倾言行”的2665张、属于工作作风的1364张、属于生活作风的708张。会上宣布不戴“帽子”、不划“右派”、不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事不对人，但实际操作并非如此。有27人的“右倾言行”经公布后，作为重点批判的对象。这些所谓“右倾言行”与前五级干部整风上收集的趋同。这次整风会被列入“右派分子”的170人，其中受到判刑的10人、劳动教养的3人、开除工作的7人、监督劳动的27人、留党察看的98人、降职降级降薪的16人、免予处分的9人。综合全县（含通城），划为“右派分子”325人，被判刑的12人，劳动教养24人，开除工作78人，监督劳动88人，留党察看98人，降职降级降薪16人，免予处分9人。“右派分子”中文教卫96人，占29.5%；农村城镇155人，占47.6%。大批知识分子、农民党员和党外群众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批判斗争。从上到下、从党内到党外的“反右倾”斗争，使党的民主生活遭受严重破坏，同时使“左”倾错误得以延续，全县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较长时期的损害。

二、“大跃进”运动的再度铺开

1958年12月上旬，县委召开了崇阳县四级干部大会，县委主要领导作《为组织1959年以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全面的更大的跃进而奋斗》的报告。县委根据工农业并举，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全县工业、农业和多种经济的劳力各占三分之一，农村户均总收入达到1万元的原则，制订1959年规划。规划要求：1959年的工农业和多种经济生产的总产值，比1958年增加6.8倍，其中工业产值增加4.12倍，农业产值增加10.37倍，多种经济的产值增加9倍；人均收入2390元；粮食产量达到人均730斤，平均每人油料128斤、猪肉360斤。为实现在1958年虚高的基础上再翻番的目标，县委采取了4项措施：第一，政治挂帅，坚定信心，再鼓干劲，继续“跃进”。大搞工农业“试验田”，进一步做好“四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第二，全党全民学习技术，大干技术革命，开展高工效运动，向机械化、半机械化进军。第三，全面规划，全面安排，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全县以30%—35%的劳力搞工业（包括上调劳力），以10%的劳力搞交通运输，以两个28%—30%的劳力搞农业与多种经济。第四，巩固人民公社，关心群众生活，办好以食堂为中心的社会福利事业。

1960年2月，县委召开万人大会，通过了《高举总路线和人民公社的红旗，为实现1960年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在继续“大跃进”高指标、浮夸风的影响下，中共崇阳县委制订了1960年工农业高指标生产计划，生产总值在1959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多，即达到5000万元。耕种面积扩大到160万亩，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10.8亿斤。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求1959年冬到1960年春新修灌溉万亩以上水库13处。其中：铁柱港水库自1959年11月至1960年4月修建，动员崇阳、通城劳力2.7万人，共投资150万元，投工168万个，完成土方119.5万立方米、大坝高22.5米（设计30米），1961年竣工蓄水（后因淹没坝上村庄和农田过多，得不偿失。通城县向省、地报告水淹受损实情，1962年10月省政府同意挖坝废库）。新修公路21条、526.5公里。结合田园化，实现田间大路化，达到公社通班车、管理区通汽车、生产队通马车、田间通板车。户收万斤粮，人均千元钱。1960年的“大跃进”与前两年在指导思想上并没有多大区别，仍然是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急于求成、急于过渡，仍然是对社会主义模式机械死板的理解和空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超英赶美的“大跃进”方针。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一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严重失误，其由来是主观脱离客观。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新的生产关系以后，党和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因此，广大干部和群众从原则上拥护“大跃进”，带着困惑大干苦干，奋发努力，要为振兴中华民族、人民过上好日子作出自己的贡献。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也取得了如大兴水利为农业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兴办工矿业使工业发展初显端倪等某些方面的实际成果。但经济建设需要有积累的过程，如不顾客观实际，只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失误就会难以避免。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刮起的浮夸风，既给领导和群众造成对经济形势的错误判断及指导工作上的严重失误，又严重败坏了党风，极大地损害着党群干群关系；刮起的“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既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挫伤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又使积累资金消耗殆尽，元气大伤。经济发展的基础不但未得到加强，而是严重削弱，丧失了抵御自然灾害的必备条件。

三、中共崇阳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中共崇阳县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59年12月3日至5日在城关召开。大会代表494名，代表全县6883名党员。大会审议通过林建国代表中共崇阳县第一届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通过张毅代表县委作的《关于1960年—1967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规划（草案）》报告，总结了县委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的工作，重点研究克服困难、发展生产问题和贯彻省委“生产自救，节约度荒，保人保畜，休养生息”的方针。会议要求党员善于学习，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习惯势力作斗争，推进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保持国民经济持续“跃进”。

大会选举出席中共武汉市代表大会代表7人，选举中共崇阳县第二届委员会委员25人、候补委员1人。12月6日，召开第二届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县委常委9人，林建国为第一书记，李仲秋、黄国诚、张毅、贾振英为书记处书记。大会还选举产生中共崇阳县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

本届县委领导成员有过多次变动。1960年6月，赵子理任县委书记处书记。9月，免去林建国第一书记职务。1961年1月，赵子理任第一书记。8月，高志杰任书记处书记。12月，恢复通城县建制，赵子理仍为中共崇阳县委第一书记。1962年7月，撤销县委书记处，县委第一书记赵子理改任县委书记，书记处书记黄国诚、张毅、贾振英改任县委副书记。

1959年11月崇阳县由原属孝感地区改属武汉市，1961年4月复属孝感地区，1965年3月隶属咸宁地区。

四、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损失和战胜灾荒

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加之“大跃进”，其损害致使人民群众承受灾难的能力衰减。

1959年夏秋，崇阳持续124天的大旱，温度高达39℃—40℃,日蒸发量超过10毫米，绝大部分塘堰干涸，受灾面积过半。1960年春未下一场透雨，秋旱接踵而至。全县粮食总产量由1957年的1.56亿斤连年下降到1961年1.08亿斤，倒退至1951年的水平。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中的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瞎指挥风、浮夸风、“共产风”，造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被动、最为困难的时期。物资短缺，物价上涨。全县农村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空前未有的大饥荒，不少农民吃野菜、树皮、薯根、谷糠甚至挖观音土充饥。因严重缺乏营养而得干瘦病、浮肿病、闭经、子宫脱垂等病的有3万人之多，有的地方还出现饿死人现象。1958年全县总人口208149人（不含通城），1959年比1958年只增加843人。崇阳自1959年春季开始发生粮食紧张。其原因是：大办钢铁、大兴水利运动中，强调集中人力、物力，大量频调农业劳力，影响抢收抢种，导致1958年的丰产不丰收。1959年大旱之年的粮食严重减产，县委主要领导否定减产的现实，不放弃原定的“高指标”，坚持“高估产”“高征购”，压低了农民的口粮标准，使缺粮地区粮荒加重。大办食堂规定“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计划无度，浪费不少。

1959年12月，县委、县人委成立了以县委第一书记林建国为主任委员，县长李仲秋、副县长高志杰为副主任委员的生产救灾委员会。在1960年冬至1961年春，县委、县人委强调以生产为纲、以安排生活为中心，大搞“吃和用”。全县组织7万多劳力种蔬菜，口号是：户平一亩菜，大抓“瓜菜代”。同时，发动群众捕鱼狩猎和采集野生菜、草、水果、树根等代食品。全县组织有打猎、捕鱼、挖葛、挖蕨、挖野菜等专业组6000多个，参与人数2.5万人之多。1960年3月，崇阳籍人士、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赵国泰，奉中央军委之命，从辽宁丹东回老家调查农村情况。回到家乡后，看到父老乡亲挖野菜、剥树皮、挖观音土充饥的情景，顿时痛心疾首。他在把带回家的100斤大米全部分给乡亲们后，又亲赴武汉军区后勤部，噙泪向老战友求援筹集粮食赈救崇阳灾民。

全县各行各业“向荒山进军、向荒地要菜”，新开荒地5000多亩。并利用房前屋后“见缝插针”。为减轻经济负担，县委下发《关于动员家属回乡参加劳动的指示》，规定：“凡住在本县各级机关的本局、本县籍的无固定职业或有固定职业而不经常参加劳动的家属应迅速动员回乡生产”。县委、县人委还下发《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的规定》。并下放124名干部到公社半工作半生产，其中54人到生产队当社员或到工厂当工人。

在狠抓生产自救、千方百计解决群众粮食困难问题的同时，着重安排好农村特困户生活。1960年1月，崇阳县下拨大米20余万斤，发放救济款5万余元、棉衣4000余件、棉被250床。县委、县人委派出千余名干部和300余名医务人员，携带药物和营养品，上门慰问和治疗患病者。

在中共武汉市委、孝感地委的正确领导下，崇阳人民大力进行“生产救灾、节约度荒”，终于走出了困境，群众生活基本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