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的政治与文化建设（三）

科教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

一、开展技术革新，促进工农业发展

崇阳县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号召，深入工厂、深入农村，努力钻研工业管理知识，钻研农业生产技术，使自己逐步成为经济建设的内行。

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工作人员在工业化中发挥出聪明才智。一批高等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服从国家分配，不辞辛劳，兴高采烈地奔赴工业生产第一线。1952年和1953年，国家甚至把建设急需的理工科大学生提前一年毕业分配。1956年3月，崇阳县科学技术普及学会成立，设有农业、卫生、教育等学组，会员70余人。召开全县科学技术工作者代表会，推动科技普及。1953年至1957年，崇阳县大力推进中小学教育，小学发展到309所，在校学生18315人，教师650人；中学发展到3所，在校学生705人，教师50人。小学校数、在校学生数、教师数比1952年分别增长了90%、60%、73%；中学校数、在校学生数、教师数分别增长了200%、140%、79%。在此期间，崇阳中学附设中师学生大部分奉命去辽宁阜新煤矿支工、支教，为国家经济建设输送生力军。

1954年4月，鞍钢技术革新能手王崇伦等7名全国劳动模范向全国总工会提出开展技术革新运动倡议书，此后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技术革新运动。崇阳县工业和手工业部门广大职工积极响应全国劳动模范的倡议和全国总工会的号召，广泛开展查访名师名艺，组织学徒拜师，订立师徒合同，开展带徒传艺、互帮互学和技术比赛等活动，试制了一批新产品，改造升级了一批老产品，生产效率明显提高。1952年到1957年，全县工业总产值由165万元增加到650万元，增长2.94倍。

农业生产在耕作制度、栽培技术、良种选育、施肥、农技服务和推广使用农业机械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创新。

在耕作制度方面，解放初期，崇阳水田多种植中稻，以蓝花草作青肥；不宜种植蓝花草的冷浸田，秋后则搞冬浸。以一熟制为主，少数为中稻与夏粮或晚秋杂粮配套的两熟制。1952年，县农场试种双季稻1亩，早稻单产582斤，晚稻344斤，比一季中稻增产57%。从1954年起，全县推广双季稻，实行单改双、籼改粳、高（秆）改矮（秆），当年试种4300亩。以后双季稻和油稻、麦稻面积大幅增加。

在旱地耕作上，扩大麦薯、豆薯、油薯两熟制复种面积，推广“间作套种”和“高矮搭配”技术，实现多种多收。

在栽培技术方面，旧习育秧是“清明浸半种，谷雨下完秧”，播种偏迟偏密，秧田粗糙。从1953年起，推广合式秧田，稀播育秧。传统插秧，民间有“栽稀禾，打密谷”之说，株行距普遍大于6×8寸。从1952年起，提倡小株密植，中稻5×8寸或5×6寸，每亩株数明显增加。过去由于水利条件差，农民为预防干旱，习惯插完秧后灌深水，故有“淹死一半，干死一看”之说。随着水利条件的改善，逐步打破陈规，从1953年起，逐步推广勤灌浅灌，耘二道禾后晒田，控制无效分蘖和促使平衡增产。红薯育苗，旧习多在春分前后将越冬窖藏薯种取出，埋在园畦里，待出苗倒藤后，剪藤移栽。1953年后，推广火炕育苗和薄膜保温育苗，薯苗长势齐，倒藤早，使移栽提前，单产提高。麦、豆、油菜旧习多为稀穴多籽点播，常因单位面积的成穗数、荚果数偏少而低产。新中国成立后，改广种薄收为精耕细作，旱作物播种密度逐步改进，增株而增产。

在良种选育方面，崇阳农民向有选种换种习惯。1950年，县政府在城郊下台建立县国营农场，从事良种培育和生产，为农业生产提供良种。1952年，增拨水田140亩，场址迁至北门畈竹峦黄家，改名为崇阳县农场。1956年，贯彻种子工作“四自一辅”（即自选、自繁、自留、自用，辅以必要的调剂）的方针，进行籼稻改梗稻改革，先后引进推广早籼南特号、莲塘早以及中籼胜利籼、华中一号等上十个优良品种。1957年起，原农家品种逐步淘汰，以引进品种为当家品种。油菜从1951年起也由原白油菜和腊油菜（芥菜型）改以白菜型品种为主。

在农作物施肥方面，新中国成立后，除部分排塝田及旱地仍保留部分蓝花草外，晚稻田多套种红花草（紫云英）。水田历来普遍施用石灰。“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积肥如积金”。县人民政府号召群众广辟肥源。从1951年起，每年结合兴修水利，发动群众挖取塘泥肥田。1952年，县内始用硫酸铵用于追肥。从1953年起，每年春季，结合城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发动群众广积农家肥，组织机关干部职工及城镇居民送肥下乡，支援农业生产。

在病虫害防治方面，解放前，除采用捕、挖、拍、梳外，有的用茶饼、烟筋、石灰等土方防治。也有农民在病虫发生之际，请僧道打“青苗醮”，烧香叩拜，祈祷上苍。1950年，全县虫灾肆虐，县人民政府组织人工捕虫，效果欠佳。从1953年起，全县开始使用“六六六”“滴滴涕”“棉油皂”“西力生”等化学农药，全年用量0.25吨左右。后逐步推广，化学农药防治病虫害，效果明显。

在推广使用农机具方面，解放前，农民使用旧式犁、耙、耖、轧滚等传统农具生产。从1954年开始，逐步引进和改良了一些农机具。当年春，境内开始使用新式铁制步犁，几经改良，成为全县主要耕具，此犁比旧式木犁提高工效30%。引进6至8马力柴油机与离心水泵配套使用，农村开始用机械提水抗旱。引进手摇喷雾器、喷粉器，使植保作业向半机械化发展。推广农机具的应用，减少了人工劳动强度，提高了作业效率。

在农技服务方面，1952年崇阳县设农业科后，组建了农业技术中心指导站。从1955年开始，各区先后建立农技站，农技队伍不断壮大。县人民政府依托本地农技人员，对县、区、乡行政干部进行农业技术培训，使他们逐步成为领导农业生产的内行；采取编印简报、举办专题讲座、现场咨询等形式宣传和推广农业技术，不断向广大农民传授科学种田知识。编印科技资料，协调农、林、牧、渔等各方面科技人员深入乡村，开展科学实验活动，与基层干部和农民一起作典型试验、示范，发挥能工巧匠、土专家、田秀才的作用，解决技术难题。

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产量明显增加。1956年，崇阳县粮食总产量15923万斤，农业总产值2180万元，分别比1949年增长54.9%、43.2%。

二、贯彻文艺“双百”方针，推动地方文艺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县委、县政府在积极发展生产，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十分重视地方文化建设，先后建立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汉剧团（文工团）、书店、电影放映队。1953年至1956年，全县重要集镇白霓、沙坪等设立了文化站，在白霓、石城、沙坪3个区开始发行图书，一批区（镇）、乡建起的业余提琴戏剧团90多个，群众性文艺创作演出活动日趋活跃。

境内的文艺形式丰富多彩。崇阳民间歌谣，内容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含意深厚，山乡韵味极浓。崇阳民间故事数量繁多，流传广泛，多反映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爱情感情、美好愿望和反抗斗争精神，人文内涵极为丰富。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王佛炳的故事》在县城和华陂一带流传颇多。主要有：“组建中共崇阳县抗日武装”“方山阻敌”“三眼桥英勇就义”等。

1954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从此，“双百”方针成为促进我国艺术发展和技术进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项基本方针。县委认真贯彻这一方针，以文艺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宗旨，大力发展群众文化事业。全县有100多个业余剧团（文艺宣传队）长年活跃在乡村，涌现出一批创作和演出人才。县文化部门利用春节或元宵节举办农村业余文艺汇演或业余民间文艺汇演，选拔优秀节目到各区、乡巡回演出，并参加专区和省举办的文艺汇演。1955年，孟福昌等参加全省戏曲观摩汇演，演出提琴戏《菜园会》，被列为优秀传统节目，演员受到田汉等领导接见。1954年，长篇叙事诗《双合莲》经吕庆庚、宋祖立搜集整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57年，《钟九闹漕》由孙敬文等搜集整理，载《湖北民间文学丛书》之六。后被上海民间文艺出版社选入《中国民间长诗选》第一集。《中国民间文学史》称：“这两首长诗，思想上、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是不可多得的成功之作，它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本色。”刘守华在《论湖北的两首民间叙事诗》中指出：“……近代汉民族民间叙事诗的代表作，可能是19世纪产生在我省崇阳一带的两首民间叙事诗《钟九闹漕》《双合莲》了，它们和其他兄弟民族中流传的许多民间叙事诗一道，构成我国诗歌艺术宝库中一份极为珍贵的财富，具有千古不朽的价值。”中小学文艺汇演活动，发起于崇阳解放后，各地各学校以庆祝新中国成立、赞颂新中国建设中的新人新事、爱党爱国等为中心，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活动。除各种形式的文艺演出十分活跃外，剧本、曲艺、歌曲创作、小说、散文、诗词、楹联、美术、摄影、书法等都开始崭露头角，使文艺出现了初步繁荣的景象。

三、推进卫生防疫工作，防治传染疾病

1953年至1956年，县委、县政府进一步贯彻党中央提出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推进城乡医疗机构建设，积极发展医疗教育，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有计划开展防治病工作，基本消灭了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烈性传染病，降低了各种疾病的发病率。

1953年1月成立白霓区中医联合诊所。至1957年，全县组成9个联合诊所、37个分所。1954年5月，建一区（和平）卫生所。至此全县8个区卫生所全部建立，初步形成城乡医疗、预防、保健网络。1955年12月，县人民政府卫生院改为崇阳县卫生院。选派了一批知识青年参加省、专区、县三级举办的卫生专科教育或短期培训，充实县、区、乡三级医疗网；召开中医代表会，号召各诊所招收学徒，充实中医队伍。到1956年底，全县共有卫生系统技术人员190人、病床60张，分别比1949年增长43%、140%。

在健全基层卫生组织的同时，依靠卫生专业队伍，转变县人民医院职能，建立防疫和妇幼保健机构。1953年6月，县防疫委员会更名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指导卫生防疫工作，广泛发动群众，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卫生防疫工作，使防疫工作逐步制度化、经常化。

（一）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解放后，全县城乡普遍开展治理环境的爱国卫生运动。每年冬春，农村结合积肥疏通沟渠，清除垃圾杂草，消灭蚊蝇孽生地；机关、厂矿、学校每星期六下午为清洁大扫除日。1955年，开始用药物灭蚊蝇。1956年，开展除“四害”（蚊子、苍蝇、老鼠、臭虫）活动，县卫生科、县妇联在大桥汪军山、城关下台两地办卫生村试点，改变猪圈、厕所、厨房不隔离的旧习，先后在全县各地推行。

（二）传染病防治

解放前，崇阳天花、伤寒、霍乱、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麻疹等疫病流行，大多不能防治，死亡甚多。迷信者称之为“老天收人”“在劫难逃”，需“求神赐福”。从1952年起，县人民政府开展破除迷信、普及卫生科学知识的宣传。县、区、乡医疗卫生部门逐级实行传染病旬报制度，逐年实施生物制品免费预防疾病，有计划地对人群接种和注射各类疫苗。通过防治，到1953年，境内天花、霍乱绝迹，其他传染性疾病逐年减少。

（三）地方病防治

1952年，全县开展地方病查治，在第八区查治梅毒，占发病率9%。1955年在进口、纸棚、白羊、荻洲等地查治梅毒病人679人，占被查治总人数的12%；在纸棚、白羊、荻洲等地查治丝虫病38人；在进口、纸棚、白羊等乡查治头癣患者388人。通过查治，取得初步成效。

在推进卫生防疫工作中，县医疗卫生机构贯彻国家卫生部“预防为主、积极治疗”的卫生工作方针，在做好疾病预防的同时，加强疾病治疗，做好门诊治疗，适时出诊治疗，开展巡回医疗，及时处置住院治疗和对偶发病的救治。在医疗过程中，贯彻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医务人员对重大疑难病症的诊断、处置，开展协作，集体会诊，力求诊断正确，处置适当，确保医疗质量。从1956年开始，医疗单位对病人建立医疗档案。至此，全县卫生防疫和医疗救治工作开始步入规范化轨道。